王永利：贸易战或不可避免

在中美贸易摩擦日趋紧张、国内流动性偏紧的关键时刻，IMI学术委员王永利就中美贸易战、人民币国际化和央行降准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中美贸易战或不可避免。这一判断第一是基于中国崛起正在挑战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第二特朗普政府急于推动再工业化，希望吸引制造业回归，需要降低税收招商引资，然而美国现在的债务已经到天花板，如果没有钱进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要关门，所以需要先从国际贸易入手，提高进口关税，增加收入。其次，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厘清“人民币走出去”是指人民币的所有权，而不是人民币现金走出去。外国持有人民币越多，意味着他们在中国的资产或者是债权越多，中国的人民币外债就越多。因此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以人民币计价清算。最后，在提到央行降准和流动性紧缺的问题时，他认为要控制币值的问题，就要使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与这个国家可以货币化、交易化的财富规模相对应。“降准”不应成为货币政策禁区，完全可以将降准与收回央行拆出资金结合应用。从2018年的情况看，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必须更加强调前瞻性、灵活性和准确性，接下来进一步实施降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以下为文章实录： 

中美贸易战阴云迟迟未能消散，虽然美国派出财政部长努钦等代表来华沟通贸易争端，但不幸的是中美贸易战仍然有可能升级。有消息称，美国甚至有可能会在近期就公布升级版的1000亿美元贸易制裁清单。另外，美元指数由于受到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3%关键位的提振升破92整数关口，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人民币一周跌幅高达496点。而国内目前又面临流动性严重紧缺的困境，虽然央行降准1%，释放了部分流动性，但远远不能填补市场的空缺，加之资管新规的落地，流动性偏紧已经成为目前国内最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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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或不可避免

新浪外汇：王老师您好，在中美贸易摩擦日趋紧张的关键时刻，美国商务部明确表示将禁止美国公司7年内与中兴开展任何业务，直至2025年3月13日。请问您对中美贸易制裁是怎样看的？

王永利：从大的局势看，中国的崛起正在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仍在保持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并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页，要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现代化强国，这就必然对世界老大的地位构成挑战，因此，中国与美国的冲突是难免的。

改革开放初期，世界上苏美两极尖锐对抗，中国不是头，但是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定位摆布对世界格局影响极大，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不能全部从苏联模式一下子倒向美国模式，如果倒了，一方面会破坏与苏联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对美国的价值。所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推动改革开放，又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抉择，巨大的国际套利空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会。

与改革开放初期世界格局不同，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坐二望一的态势已经在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西方阵营原来一直认为中国会加盟到自己的那个体系下，成为他们的附庸，但现在发现中国坚持的的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美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或发展模式。

在我们的“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发展国际倡议不断深化，我们的新时代、新规划、新方略出台以后，美国对这一点有了清晰的认识。特朗普竞选班子首席宣传官史蒂夫﹒班农去年12月17日在日本的演讲非常有代表性，彻底认定中国是不加盟的，而是自成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工业2015、“一带一路”国际倡议、5G网络通讯、金融科技、人民币国际化等，是真的挑战他们的东西。这必然会激化与美国的矛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逆全球化的态势明显，美国等原来强烈呼吁和大力推动经济金融自由化、全球化发展的国家，开始推行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使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遭到巨大挑战。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共享社会资源和文明成果，推动共同发展的必然方向。此时亟需有新的世界领袖，推出新的全球化发展和世界治理的理念与体系。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率先提出“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国际倡议，更加强调国家之间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等价交换的商业法则，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进步和历史意义，是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世界发展的迫切需要。

所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是要急着去挑战美国，而是要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内心必须早做准备，因为与美国产生冲突是早晚的事。

纵观国际国内形势，与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有点类似，今天中国又到了一个需要重新选择路径、重新开启新的一轮深刻改革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已进入换挡转型、社会主要矛盾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使得很多深层次矛盾集中暴露，重大风险和挑战非常突出，不能强力推出新的一轮更加深刻的改革开放，就完全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十九大我认为至关重要，中国国内形势、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再没有大的改革、找准新的路径的话，是走不出来的。所以十九大做出的很多新决策，切中要害，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

从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现实原因看，特朗普是重商主义、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不是纯政治精英，原来那些国际规则对他来讲可能没那么大用，他特别强调的是“美国优先”，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他就会做。

他已经认识到，美国只是注重科研和金融，不做加工业、制造业，不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就使得其很多科技发明难以在本国落地，而只能在他国生产，不仅会影响其本国的就业和社会发展，而且长时间脱离实际生产和技术工人的培养，也容易削弱其科研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其很多高科技技术和产品又严格限制出口，必然造成其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威胁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因此，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战略。为增强招商引资力度，配套推出了一个减税的工程。但是减税容易，而再工业化是有个过程的。现在就面临一个现实的挑战，即美国的政府债务已经超过21万亿美元的天花板，减税必然使问题更加严峻，弄不好，将威胁政府的正常运行。这和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推动放权让利一样，放权让利很容易做到，但是税费收不上来了，结果让整个国家运行体系近乎崩溃，所以后来国家才推行“利改税”、“拨改贷”等，保证国家税费的合理增长。

美国现在就面临同样的问题，减税让利很快就减下去，但是再工业化得一步一步来，形成产能你才能增加税收，但是美国现在的债务已经到天花板，如果没有钱进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要关门。那怎么办？要往外转移。往哪儿转？先从国际贸易来收，提高进口关税，正好他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向你大量的顺差的国家来收关税，让你补，可以一箭双雕。

以我的判断，从美国的政策、特朗普的实用主义来讲，这是太容易选择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让出口国得贴给他，当然他具体用什么方式、怎么用，属于战术问题，但大的逻辑关系就是这样。

中美贸易战不可能避免，因为未来老二挑战老大这个国际地位的话，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回顾上个世纪的上半页，两次大战加一次大萧条，都和美国的强势崛起，打破了原来的世界格局有密切关系，因为大量的产能和资本转移美国造成了世界格局剧烈变化。

今天中国的崛起同样如此。可以看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苏联的解体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系。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迅猛崛起密切相关。中国一开放，吸引大规模的产能、资本转移必然有过剩，过剩必然有危机，这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而且全球危机爆发以后世界格局深刻的变化已经势不可挡、不可扭转，我坚定认为，如果到本世纪中页中国能够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强国，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在这个世界格局剧变的时期，必将激化国际矛盾，甚至会出现更严峻的国际冲突事件，对此要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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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挑战美国体系

新浪外汇：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挑战了美国的体系？我们能不能不挑战它？自己发展自己的，大家都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儿？

王永利：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中国不可能封闭起来，自己发展自己，而不去挑战美国，谁做第一是一个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更大的体现在信心层面，心理层面。一旦美国沦为世界第二，其货币可能都不是国际中心货币了，如果迅速的把美元变成非国际中心货币，美元的债务就很难偿还，形势就可能剧烈变化。

我们应该注意到，近日美国10年期国债突破了3%的利率，如果成本太高就会导致其偿债困难。而债务利率提高，又可能波及股票市场，刺破其金融资产泡沫，引发剧烈的金融动荡。

美国经济增长一年就是3%左右的速度，债务利率水平超过3%，是比较可怕的。如果不能偿还债务，市场就会对其失去信心。所以这并不是我们能不能不挑战它的问题，中国要发展，世界要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全球化发展秩序和发展环境，现在美国挑起贸易战，大搞贸易保护，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发展，必须要建立和维护新的全球化体系，需要有新的世界领袖。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新的世界领袖的话，没有一套自己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架构体系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转移过剩产能，占领战略物资，这是极其片面的理解，它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明显逆转，像美国这样当时极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开始贸易保护，已经威胁到全球化良性发展的情况下提出的新型全球化国际倡议。

全球化是人类必然的发展方向，大家平等互利，有合理的分工、共享文明成果，这是必然方向。

但原来的全球化还是带有资本的特性，殖民地的特色，要求你不仅是商业规则的问题，而是你要加入我的体系、接受我的文化、价值观和其他东西，而我们提出的是纯商业化的东西，“一带一路”传统上就是商业特色。

商业是什么？商业是平等互利、等价交换、按约定办事，这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说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套新的全球化的体系，而且我们围绕这个东西，亚洲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等都在推。

中国要坚决走自己的路，要为重建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担负应有的责任，不能一味地加入和维护传统的、落后的国际体系和秩序。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十九大决策和要求，为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其中，金融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围绕国家战略和目标尽快形成和有效推进国家金融战略，加快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确保到本世纪中页，金融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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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中美已是命运共同体

新浪外汇：美国鹰派代表团今起访华，中美贸易谈判将正式开启，从人员构成的角度来看，美方代表团以对华贸易的鹰派人物为主，包括财政部长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以及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白宫对华强硬“三巨头”都将参与。虽然您认为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但我们想知道，如果有可能的话，中美可以通过哪些共识或是共同利益来争取避免贸易战的发生呢？在谈判过程中，努钦等又会抛出什么样的问题来发难中国呢？

王永利：说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是基于中国崛起正在挑战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以及特朗普政府急于推动再工业化，希望吸引制造业回归，需要降低税收招商引资，但又面临政府债务扩张空间有限的特殊状况而言的，如果美国不能适应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时代潮流做出深刻变革，而是一味固守世界老大位置的话，这种贸易战为代表的双边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但是，必须看到，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美国有大量投资在中国，中国外汇储备主要存放在美国，双边有巨额贸易和金融往来，未来中国也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中美两国的关系以及贸易政策取向，不仅对两国影响巨大，而且将对国际经济交往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两个领袖级大国，理应顾全大局，面向未来，加强沟通，共同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道路，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这次美国贸易代表团来访中国，其代表团成员确实都属于鹰派人物，包括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他的《致命中国》一书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现在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一些举动，也让人看到他的影子。但是，美国能在此时派出代表团来访中国，至少还是在表达一定的谈判促和的意思，说明中国并不是可以由美国独断专行的。因此，相信中国也会非常重视和珍惜这种谈判沟通机会，也确实应该努力通过沟通交流，充分表达各自意愿和诉求，共同探讨消除重大分歧、维护两国以及全球共同利益的合作途径，努力避免损人害己的贸易战。

不管美国代表团可能抛出什么问题发难中国，中国都应该保持克制，坚持底线，摆事实讲道理，寻求共识，增进理解，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承担的义务要承担，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总之，要做好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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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大宗商品和金融交易的发展

新浪外汇：我们发现在最近一个周期中，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请问您是怎样看待大宗商品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呢？

王永利：去年底到今年初以来国际大宗商品的局势发展变化非常大。  我一直认为，要增强中国金融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加快各类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境外机构参与、以人民币计价和清算的大宗商品和金融期货、期货衍生品交易发展，以此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应该纳入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发展。

现在也确实在起步，3月26日对外开放的上海人民币原油期货推出，5月4日对外开放的铁矿石期货也将推出，未来还将复制到更多的大宗商品期货上，这太重要了。铁矿石期货我们早就有了，但是原来中国的期货是封闭起来的，不让外国人参加的。现在大宗商品交易一定是要开放，吸引全世界人们加入越多，它的国际影响力才能越强，否则可在国内发挥作用，但是没有国际影响力。

从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和人民币国际化来讲，没有大宗商品和金融交易的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大打折扣。好多人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总是把人民币国际化的工作重心放到海外，曾经设想到海外设现钞库，大量精力花在离岸中心的建设，却没有想明白我们现在跨国清算是转账清算、记账清算，不应该鼓励现金走出去。国家应该明确限制人民币现金流出，在海关超出多少现金是不允许带出去的，人民币走出去应该鼓励通过银行或者通过清算机构来转账。

在记账清算下，人民币走出去走的是什么？是人民币的所有权，而不是人民币现金，钱是不能大量出去的。这样，外国持有人民币越多，意味着他们在中国的资产或者是债权越多，中国的人民币外债就越多，这个原理和美元国际化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美元流出、回流，其实都是指美元所有权的流出、回流，外国人持有美元越多，美国的外债就会被动的越多，但是这个钱都存放在美国的金融机构手上，美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就会越强，这一点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没有弄清楚。

记账清算实际上是以债权债务的调整替代了货币现金的真实转让，大大缩小了货币现金印制、流通的数量和成本，增强了货币流通监管的严密性和有效性，并有利于从货币源头上将社会资金集中到银行，促进银行对金融资源配置的集中度和灵活性，更好地发挥金融作用，也有效缓解了国家之间严重的贸易失衡带来的金融失衡（避免货币大量集中到顺差国），使得相互之间利益交互，有力地促进世界和平。记账清算的发展使货币的表现形态、它的性质、跨国清算的发展、乃至全球大国之间的利益交互、世界和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从2011年开始就一再呼吁，必须弄明白记账清算与货币金融的关系，记账清算推动货币金融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是准确理解货币金融发展，包括外汇储备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记账清算下，外汇储备“只能用出去，不能拿回来”，那种“用20-30%的回报招商引资，获得的美元交给银行，银行又送回美国，只能获得2-3%的收益，严重不合理，应该把外汇拿回来，用于国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甚至在美国挑起贸易战时，又有人呼吁“卖掉美国国债，把外汇拿回来”，同样是不现实的。同样道理，在记账清算下，人民币走出去，实际上是人民币所有权走出去，人民币头寸仍应滞留在中国，那么，全球人民币清算总中心和交易总中心就应该在中国大陆，而不应该在海外或离岸。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以人民币计价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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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应和可货币化的财富相对应

新浪外汇：央行降准是最近比较热点的话题，有分析称，如果央行能在降准之后及时出台资管新规，那降准就主要是为了对冲资管新规带来的流动性紧张，您是怎样看待货币供给问题的？

王永利：在金本位下的纸币发展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不一定完全用一个实实在在的贵金属作为货币，是可以用一部分做储备物，在其上可以做一些人为的调控，只要保证可随时兑换贵金属的即可，这样反而更有利于控制币值的变化，发挥货币的作用。再到后来我们发现，货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价值尺度”，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从理论上来讲，要控制币值的问题，就要使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与这个国家可以货币化、交易化的财富规模相对应。

由于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与其可货币化的财富不可能一一对应，所以我们要采用物价总指数的结构，只要保证这个物价总指数相对稳定，就认定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和可货币化的财富规模是相对应的。所以现在所有国家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都是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总指数。

然而今天我们的高等院校、金融从业机构对此并不是十分了解，很多人认为我们今天的货币就是纯信用货币，是以政府信用做担保的，政府可随意投放。这是不准确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货币政策等在内的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基本都是没必要存在的。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原理就在于说我们要尽可能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从而更好的发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要跟这个国家可货币化的财富要对应，直接的表现就是中介目标，即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总指数要相对稳定。当然它并不追求绝对的稳定，因为我们发现，适当的让通货膨胀率高一点，意味货币要贬值一点，有利于刺激大家扩大投资、扩大消费、减少储蓄，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不能失控。所以我们发现，世界各国通货膨胀率目标基本上没有0的要求，每个国家都是1%以上，一般国家是2%左右，我们国家基本上是3%，经济特殊时期的时候可能会更高一点。总体来讲是要控制通货膨胀率的相对稳定，因为如果贬值幅度过大则意味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如果大幅度贬值影响到底层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存，就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所以要平衡回来。正因如此，货币政策就成为像财政政策一样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之一。

这样，就决定了当今社会的货币只能是“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即一国货币总量只能与该国主权范围内和法律能够保护的社会财富相对应，而不能越过边界与他国的社会财富相对应；当今货币体系是有严格的管理规则和中介目标的，而不是政府可以随意投放的；黄金等自然属性强烈的物质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成为货币对应物，而不可能再成为货币；比照黄金设计的比特币等网络数字加密货币，从思路上就违反了货币发展的逻辑和规律，没有确定的对应物，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货币；在国家及其主权独立不能被取代的情况下，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不可能实现，超主权世界货币同样很难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必须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积极而有效地调控货币投放和货币总量，努力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避免出现因流动性大起大落引发金融剧烈动荡。其中，在我国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收缩，至今减少8万多亿元，但前期通过“降准”只是释放了3万多亿元，后期主要依靠央行各种资金拆放工具释放流动性，到2017年底，央行在冻结法定存款准备金约20万亿元的同时，又拆出资金超过10万亿元，但二者的资金成本相差很大（法存年利率为1.62%，央行拆出资金年利率远高于此），实际上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商业银行又会对外转移，结果会抬高社会融资成本，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融资成本。因此，在央行外汇占款稳中有降的情况下，理应适当降准，并相应压缩央行资金拆出，优化央行资产负债结构，从资金供应的源头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此次降准与收回MLF配套推进的结构性降准是完全有必要的。

在2016年3月之后央行不再实施普遍降准，但却不断扩大资金拆出开始，我就一直强调，“降准不应成为货币政策禁区”，完全可以将降准与收回央行拆出资金结合应用。从2018年的情况看，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必须更加强调前瞻性、灵活性和准确性，接下来进一步实施降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  张兴 原蓉

来源  企业观察网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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